自15世紀末梅毒在歐洲首次暴發后，其起源問題一直為歐洲學界津津樂道，當時主要有兩種觀點，美洲起源說與舊大陸起源說。中國傳統醫籍中關于此疾由來的描述寥寥數字，大抵認為此源于弘治末年，始于卑濕淫猥的嶺南之地，并據此稱之為“廣瘡”，它更常被稱為“楊梅瘡”，因瘡形似南方的水果楊梅而得名。
那末，歐洲本土的梅毒起源的爭論、探索是否會影響他們理解中國梅毒的由來？東西方這場關于疾病起源的探尋歷程又是如何交織、碰撞？為人熟知、但在時間上存在明顯漏洞“葡萄牙帶來說”究竟由何人、何時提出，又為何能引起諸多認可？
《性病論》與中國梅毒的由來
1736年，法國御醫阿斯特呂克（J. Astruc,1684-1766）的第一本醫學論著——《性病論》在巴黎出版，廣受好評，更被譽為歐洲梅毒學史上的“里程碑”。該書九卷本刊行于1740年，九卷本附錄了一篇文章——《論中國性病的起源、名稱、性質與治療》，首次向西方醫學界呈現了較為完整的中國楊梅瘡知識。直到20世紀，它都是歐洲了解中國梅毒的重要材料之一。九卷本《性病論》曾被耶穌會傳教士帶至中國，現藏于北堂（教堂的圖書館）。
18世紀，法國在中國搜集文獻的人群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在廣州的法國人；另一類是在北京的傳教士，得益于其在皇宮中的地位，他們或是在當地，或在陪皇帝出巡時搜集，或集中那些定居在各省的教友們的研究成果，以獲得情報。歐洲醫學界的中國梅毒知識即源自這些在華的耶穌會士。
全文共分為六個部分：1.作者向北京耶穌會提交的問題；2.回信；3.藥物、方劑；4.中國醫學中的梅毒理論；5.中醫治療梅毒的方法說明；6.中西醫學的療效對比。因該文主要是在阿斯特呂克的提問與耶穌會方面的回信上展開，為便于論述，筆者現將所有問題羅列如下：
北京的耶穌會士吳君（P. Foureau, 1700-1749）針對上述問題一一給出了詳細答案。信中稱，梅毒在中國同樣很常見。中國醫家常稱此為“楊梅瘡”、“天皰瘡”、“棉花瘡”、“廣東瘡”、“時瘡”，但只有前兩個最常用。盡管吳君等人在回信中一再強調中國梅毒“由來無法從病名中判斷”，但同時，在對于“天皰瘡”、“時瘡”的解釋上，卻又表現出認為這一疾病應該古已有之，而非外來的新疾。此外，回信中還提到，在中國，凡是疾病的名稱通常都被冠以“疒”的標記，所有的梅毒病名都被冠以“瘡”字，表示潰瘍或傷口，而“疒”這一古老的疾病指向性詞匯，似乎表明梅毒在中國并不是一個新疾。
這些想法并未左右阿斯特呂克，他認為中國的梅毒應是一種全新的疾病。譬如它與歐洲一樣，都曾擁有諸多雜亂的病名，“當梅毒被歐洲首次認識時，每個人都可以對其命名，如果這一疾病是古已有之的，應該有一個合適的專有名詞來形容它，故應為新疾。”
他提出中國的梅毒或許應由南傳播至北。一來，因為“楊梅瘡”一名中的“楊梅”指代一種南方的水果，該病名被北方醫生接納意味著他們同時也接受了梅毒是由南傳至北的事實。二來，稱之為“廣瘡”更直接點明這是源自中國南部的疾病。三來，在治療藥物上，中國醫家使用的是經過加工的汞劑——輕粉（kin fen/tsin fin），而全國唯一會此工藝的省份僅在江南（kiangnan），表明這一技術才剛剛興起，故所知的人并不多。
由此，阿斯特呂克做了一個大膽的推論——或許中國的梅毒是由別國傳至南部省份，這個國家正是葡萄牙。首先，由于中國的梅毒始于著名的貿易市場——廣州，眾所周知首個到達廣州的歐洲人即葡萄牙人；其次，1517年，當葡萄牙人費爾南·安德拉德（F.P.de Andrade,1458-1552）率船隊到達廣州時，梅毒已在歐洲各國蔓延，故而阿斯特呂克認為是一貫行為放蕩的水手將梅毒傳染給中國婦女，進而擴散至鄰近省份；最后，雖然中國與歐洲相距甚遠，人文風俗與生活習慣亦截然不同，但中國人對梅毒的理解卻與歐洲極為類似，譬如認識到梅毒可通過性傳播，在治療上都使用汞劑，這些知識或許正是從葡萄牙人處得悉。
18世紀歐洲梅毒起源論爭
18世紀歐洲醫學界探討梅毒起源問題的主要有三位代表醫生，除阿斯特呂克外，尚有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外科醫生貝克特（W. Beckett, 1684-1738）和效力于俄國軍隊和宮廷的葡萄牙醫生桑切斯（A.N.R. Sanchez,1699-1782）。除阿斯特呂克秉持“哥倫布美洲帶回說”外，其余兩位都堅持“舊大陸起源說”。
1718年-1724年，貝克特在與詹姆斯·道格拉斯（J. Douglass）醫生的書信往來中詳細闡述了自身觀點，即梅毒早在西印度群島（北美洲東南部的島嶼）發現前就已存在于歐洲大陸。這些書信分別被刊登于第30、31、33卷的皇家學會《哲學會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一方面，貝克特通過從早期英國古文物中收集的著作來予以佐證，主要是一份由14世紀英國著名外科醫生艾登（J. Arden）1380年撰寫的手稿，其中以英文標注為“Brenning”、“Burning”的疾病，表現為“一定程度的內熱和尿道口的表皮脫落”。貝克特認為這與后來稱為“Clap”（性病，尤指淋病）的疾病應屬于同一種病癥。由此，他將艾登手稿中的這些病例解釋為早期英格蘭醫生就已熟知各類性病（包括梅毒）的癥狀。另一方面，他又分析了早期阿拉伯醫學中記載的麻風病，因為麻風病臨床癥狀多樣，他認為這些病例存在兩種情況，一是真正的麻風病，二是被錯認為麻風病的梅毒。
而針對貝克特所指出的將麻風與梅毒混淆的情況，阿斯特呂克則表示不存在這一可能性。他認為麻風、梅毒無論是在疾病性質、病因，還是治療上，均有所不同，前者是不治之癥，通常被認為是由不潔飲食導致，而不是傳染，但后者主要致病因是傳染，并存在治愈的可能性。
阿斯特呂克認為梅毒應是在1494-1496年才第一次在歐洲出現，早期猶太人、希臘人、拉丁人和阿拉伯人對此一無所知。他在六卷本《性病論》中將梅毒的歷史分為初期、成熟期及變化期，并將其源頭追溯至被稱為安的列斯群島、加勒比群島地區，尤其是海地島/伊斯帕尼奧拉島。他提出梅毒與兩大歷史事件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是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二是1494-1495年發生在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間的那不勒斯戰爭。其傳播途徑應為：1492/1493年，在哥倫布的帶領下，到達美洲的西班牙人與當地婦女在有過性行為后傳染了此病，隨著這些船員歸程，1494年又傳至那不勒斯，再經由戰爭迅速傳至整個歐洲，后蔓延至亞非地區。在他看來，主要通過接觸傳染的梅毒，由于貿易往來、戰爭等增加人員流動性，繼而致使它迅速在世界范圍內傳播。
桑切斯同樣對阿斯特呂克所提供的論據表示異議。首先，他指出在第一批到達過美洲的航海家的日記、交往記錄中，并沒有提及他們曾在印第安人中發現過這種疾病；其次，“盡管美洲、非洲和東印度群島的港口一直是歐洲人時常出入的地方，但在這些國家流行的其他地方性疾病迄今尚未傳染給我們。”據此，桑切斯認為梅毒應是源于歐洲大陸的流行性溫熱病。
18世紀關于歐洲梅毒起源的爭論，無論是“哥倫布美洲帶回說”或“舊大陸起源說”，雙方都無法提供無懈可擊的論據來證實其正確性，這似乎是一場無盡的博弈賽。
18世紀歐洲視野下的中國梅毒由來說
梅毒是在1517年由葡萄牙人傳入廣東，還是那個國家原有的疾病?若是前者，我主張的是中國和歐洲的情況必定類似。梅毒是由西班牙人從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帶回歐洲的，所以它必定也是由葡萄牙人從歐洲帶至中國。但若是后者，那么可以將廣州視為（歐洲）梅毒的新源頭，這非但不與我的觀點相悖，反而與之相吻合。因為我相信（歐洲）梅毒除源于著名的伊斯帕尼奧拉島外，或許還來自于美洲的其他地區，非洲以及在印度洋上的一些亞洲島嶼，此外或許還有一些熱帶地區。因此我們有理由且應該承認，如果可能的話，同樣位于熱帶地區的廣州是（歐洲）梅毒的另一個新源頭。
以《性病論》在當時歐洲醫學界的影響力而言，阿斯特呂克對于中國梅毒起源的探討并非鮮為人知。而即便關于歐洲梅毒的起源存在有“舊大陸起源說”，但若具體到本國時卻都矢口否認、避之若浼，譬如在對梅毒的命名上就極為顯著的體現了這種唯恐避之不及的焦慮，當時歐洲各國都曾將這一聲名狼藉的病災歸咎于鄰國（特別是敵國），都認為是從別的國家/地區傳染而來，他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對鄰國進行地圖炮攻擊，在意大利，它被稱為“西班牙病”、“法國病”；在法國，它被命名為“意大利病”、“那不勒斯病”；在英國，它叫“法國病”、“法國痘”或“大痘；在俄國，又被稱為“波蘭病”，而波蘭則稱它為“德國病”。……
若將這段歷史放諸于其時歐洲探討自身梅毒起源的大背景下，則會折射出一場關于“舊大陸起源說”與“美洲待會說”之間的波瀾壯闊的博弈戰。關于中國梅毒起源的探討實則可以看作歐洲對于自身梅毒起源爭論的另一個戰場。無論是哪種學說，雙方都未曾給出毫無破綻的證據，誠如桑切斯一文的譯者約瑟夫·斯金納（J. Skinner）所言：“在歐洲，盡管那些論爭梅毒起源（美洲起源說）的證據看起來占據上風，但那都是模棱兩可的??在這種爭議中，只有無懈可擊的證據才使某一方更占優勢。”
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起，新興的日本、美國醫學開始在世界舞臺上嶄露頭角，他們開始加入這場話題，歐洲不再是唯一的主導者。20世紀20年代，歐洲醫生開始普遍接受亞洲梅毒源自歐洲的觀點，而這一轉變的原因并不是發現了新的文獻依據，、或實物證據，而是源于醫學話語權的更迭。譬如當時有不少美國醫生提出“美洲帶回說”是對“美洲的侮辱”。
事實上，在長達數世紀的有關此項問題的探討中，早已不再是簡單的一個疾病由來的醫學命題，東、西雙方或是歐洲各國之間的社會制度、經濟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著這一時期中國，或是亞洲梅毒由來的敘述。那末，今天的我們在論述其他疾病，譬如艾滋病起源的背后，在聲稱基于科學檢測的大前提下，又摻雜了多少額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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